道为核心话题

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道是超感官、超经验，无形无象的东西，它是高度抽象性、普遍性、无限性的概念、范畴；与之相对的器是有形有象的东西，它是具体性、特殊性、有限性的概念、范畴。道是中国哲学不懈追求真知和智慧的妙凝，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理性精神的呈现，是主体体贴、领悟、审察、反思天地万物客体的觉解，是先圣先贤不断问道、行道、识道、悟道、得道的升华。道在中国哲学历史长河中始终流淌着，从不间断。既贯穿于诸子百家、三教九流之中，又浸润于四书五经、经史子集之间。形而上的道作为天地万物的主体和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、根据，是“先天地生”“为天地母”“是谓天地根”；又是仰观俯察天地万物的总规则，“道者，万物之所然也，万理之所稽也”，是天地万物自然变化的规律，也是符合于万理的道；是最大的价值理想和目标，大学之道，在“止于至善”，至善是事理当然之极的理想和目标。

中国不必重建古希腊意义上的形而上学。形而上之道（即太极、理）是中国哲学爱智的核心话题，其形式极高明而抽象，内涵致广大而丰厚，是中国先圣先贤、学者士子始终探赜的“道不远人”的问题。从殷周到春秋战国，道由道路之道被抽象化为道理与方法、本原与规律、天道与人道、形而上与形而下等概念、范畴、命题。孔子曰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”，关注人道；老子注重天之道，而道常无名无为，此道已非可名言的道。《易传》融突儒道的道，提出天地人三才之道，并以阴阳、柔刚、仁义为天地人之道的内涵，已具有形而上学的意蕴。先秦百家争鸣所论的道都统摄于三才之道之中。既为天地万物所必然发展的规则，又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源、根据。

秦汉时，秦统一六国，建立了郡县制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，结束了周代联邦式的分权诸侯的封建制国家形式。提出“一法度衡石丈尺，车同轨，书同文”，亦要求“一道德”，统一思想。董仲舒主张“天之常道，相反之物也，不得两起，故谓之一。一而不二者，天之行也”，贱二贵一。以道为一，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，构建了适应大一统的天人相应哲学理论思维模式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秦汉大一统格局被打破，以道为一的模式被否定。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转为主体思想自由的“玄远之学”。玄学通过对有与无、本与末、名教与自然的不同观点的论争，出现了新的百家争鸣态势。何晏、王弼主张以无为本，为贵无派，继承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“三玄”思想意蕴。何晏认为“夫道者，惟无所有者也”。在天地万物纷繁复杂的背后，被一只无形的手所支配，这就是无，即是道。道的大全是无语、无名、无形、无声的。王弼认为，这种道就是无，“道者，无之称也”。道无是无不通、无不由，寂然无体，不可为象的无。所以道具有贯通万物的特性。王弼主张“道同自然”，而非道同名教。这是其自然无为思想的体现。他虽讲“执一统众之道”，但不执着，认为道是大而亨通、不断更新的。与何晏、王弼“贵无论”相对的是裴頠的“崇有论”。他将无为与有为相兼，在《崇有论》的开章说：“夫总混群体，宗极之道也。”总括万有世界的最根本、最普遍的道是有，有是世界的本原，无不能生有，始生者，自生也，是有自生万物，这便是宗极之道。

汉时印度佛教传入中国，初期依附于中国道术而为佛道。在印度佛教原典中道概念罕见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既论争，又融合，中国僧人的佛学著作中很多运用了道概念，这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。在佛教般若学、禅学、涅槃学均有所发展的情境下，西晋杰出佛教学者道安从法身、如、真际三方面阐述道。“法身”为恒常寂静，一切都忘的恒常的道；“如”为本来如此，恒常存在，无所寄往；“真际”为无所执着，无为而无不为，是万物的真性，是“无上正真道”。以此来说明佛教平等无差别的彼岸世界。此时佛教的涅槃之道以不变为性，超脱世俗的束缚，冥灭思虑，弃绝情感，超出轮回报应，以达到涅槃神秘的最高境界。隋唐儒释道三教围绕着道，展开论争。佛教以“道法自然”否定道教以道为“至极最大”。佛教认为道能通因果，因为善恶与因果报应，今生与来世的联通，给人们以似无若有的安慰和寄托。随穷本极源，既达权变，又通晓其根本。法藏以菩提道为最高智慧。禅宗六祖慧能主张，明心见性是通达成佛的道。

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。葛洪认为道本无名，是万物的本源。天道无为，任物自然。他讲的长生之道、仙道、松乔之道，都是达到玄道的方法。在早期道教著作《太平经》中，认为道是万物之元首，天地万物由道而生，通过元气而发生变化。“夫道者，乃大化之根。”隋唐时道士们皆明重玄之道，发挥《老子》“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”思想，以“重玄为宗”。成玄英认为，人无法逃于自然之道的控制，人不要把世俗千变万化的事物放在心上，心无忧累则符合“真正平等之道”。而自然、虚通、至静，包含着自然、社会、人生自然而然变化的过程。

唐代儒家为与佛道相抗衡，韩愈力主儒家道统，以恢复儒学的仁义道德之道。柳宗元倡导大中之道，并以三纲五常为内涵，通过复兴儒家仁义之道，树中正，立人极，使天下大治。

自汉至隋唐，儒、释、道三教既冲突，又融合，其间儒家既批判佛道，又吸收佛道的名言分析、道法自然及终极关切思想；佛教吸收儒家的心性论及伦理思想，而逐渐中国化；道教与佛教既论争，又相互吸纳。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开放性、包容性、自由性、平等性，以及“以他平他谓之和”的中华文明精神。

宋明理学融突和合儒释道三家，道论也迈入一个新的境界。结束了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社会动乱与战争，为重建伦理道德和价值理想，理学家们出入佛道，“尽究其说”。他们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将隋唐以来三教“兼容并蓄”的文化整合方法落实到“天理”上，开启了理学的新时代。邵雍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和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。他说天、地、物、人，由道而生、成、形、行，尽管天地人物各不相同，但一于道，都由道出。作为天地人物之本原的道，是无声、无形、无象，超经验感觉的抽象概念。二程认为形而上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；“天之法则谓天道”，道为自然的法则。道的大本为五伦五常，违背此，就是违背道。在二程的哲学理论思维逻辑结构中，道与太极、理，虽在不同语境下有分，但都属形而上的同等范畴，以阴阳、气为形而下范畴。

朱熹继承二程思想及诸理学家的学说，而集理学之大成。他认为道非阴阳，而是所以阴阳的形而上者。“然其所以一阴一阳者，是乃道体之所为”，“道体”意蕴着本体、本质、本根、根本的意义。因而道是亘古亘今、常在不灭的存在者，是一个超时空的精神体。道体虽常在不灭，但道体变化往来不停，“乃道体之本然”，这是事物的当然之理和人所共由的符合规律的运动。他认为道与太极、理、性是不离不杂的关系：道是宏大，理是精密；道是统名，理是细目；道是公共的理，理是事事物物的理。但道理具有不离的同一性、共性，道是太极，阴阳只是阴阳，而非太极。然而道在器中，道不外阴阳，阴阳不外道，两者相互包含。

心学奠基者陆九渊主张“道未有外乎其心者”。以主体心为存在形式的道，是天地万物的本根，这便是与心合一的道，充塞宇宙，无所不在。道（心）外无事，事外无道（心），万事万物在我本心之中。陆九渊弟子杨简接着在《杨氏易传·小畜》中说：“人之本心即道，故曰道心。”它是意念不动的心，天地间的万化、万物、万事、万理皆出于此道（心）。心学经陈献章、湛若水的发扬，王守仁集其大成，主张心即道，“心体明即道明，更无二”，无时无处不是此亘古亘今、无始无终的道。与心相通的良知，也与道相联通，“道即是良知”。道心是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主宰与根据。

气学派的王廷相主张“元气为道之本”，元气是道的本根、根本，离了元气就无所谓道。元气之上无物、无道、无理。罗钦顺认为理是气的聚散变化的条理，道寓于阴阳之气之中。刘宗周试图会通各家学说，主张“道者，气之道，理者，事之理”，有气而后产生数、象、名、物、性、道，“故道其后起”。气学的集大成者王夫之说：“太和絪缊为太虚……道之本体也。”太和絪缊阴阳二气，生成万事万物，这个资始资生之本体，谓之道。他赋予道以“物所共由”的规则、规律，它具有客观性和稳定性，“气化流行于天壤，各有其当然者，曰道”。天地之间，道没有二道。道一也，在天为天道，在人为人道。天道是万物的本原，人道是人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。王夫之继承张载思想的精华，他以太虚本体之气为道，阴阳生物之气为大化流行之道，构成天地万物的千变万化。戴震以道为阴阳之气，他批评朱熹以道为形而上的理，将道抽空了内涵。他说：“曰道，指其实体实事之名。”所谓形而上是指阴阳之气未化生万物的本然状态，形而下是阴阳之气化生成万物的形态。形而上并非是形而下的本原或根据，道也是气化不已的过程，气言其体，道言其化。

近代中国，清政府腐朽，屡遭西方列强侵略、割地赔款，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，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，走上了向西方寻求治理国家的道路，并对传统的道论哲学思维进行改造。一方面以西方平等思想改造纲常礼教。谭嗣同提出“道通为一”“通之象为平等”的思想。康有为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、平等、天赋人权的观点来改造传统的三纲名教。他认为三纲名教“皆失人道独立之义，而损天赋人权之理者也”，主张“人人有自主之权”。人尽平等，以男女不平等最不合于人道。他们将基督教的博爱与儒家的仁爱相融合，提出“博爱之谓仁”。另一方面吸收西方自然科学概念和科学知识来充实道的内涵，如以“以太”“电子”等作为道通为一的媒介，并提出进化之道、生物之道等新命题。如孙中山讲“夫进化者，自然之道也”。

自先秦以至近代，道概念、范畴在历史的波涛中，或起或落，或高或低，始终奋力前行，而无停息或断裂。先秦为道路、规则、方法，秦汉为天人、太一之道，魏晋南北朝为虚无之道，隋唐为佛道之道，宋元为理之道，明清为心之道、气之道，近代为人道之道。道为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本原和根据；是事物必然的、普遍的、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，体现事物根本性质；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过程，因其自身蕴含着阴阳、有无、动静、理气、道器的对待融合；是政治原则、伦理道德规范。因此，道是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的核心概念、范畴，是构成中国哲学元理逻辑体系架构的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元始范畴。

道体的思维方式

        中华民族在千苦万难中，由忧思而问道、求道、悟道，在钩深致远的反复实践中得来道的哲学，形成道体理论思维体系和价值体系，是中华民族的魂与体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，是促进人类和平、发展、合作的精神力量。道体理论思维的特点体现为历史与逻辑、实然与必然、万象与道理、问道与道体的冲突融合。

历史与逻辑，即道体历史演化的逻辑合理性。道在每一阶段的演化是道体范畴在时间中的展开，道的历史从哪里开始，思维逻辑也从哪里开始。即道体是凝聚的、抽象的道的历史，道的历史演化是展开的道体。这种向外展开，同样是向内深入。道体的普遍理念是内在的根据。道的历史发展是道体的生命成长过程。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，是道体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，是逻辑之所以存在，并发挥作用的客观根据。逻辑的力量在于历史的发展。逻辑把积累起来的传统展现出来，使道体根深叶茂，生生不息。道由道路、天人之道、太一之道、虚无之道、佛道之道、理之道、心之道、气之道到人道之道，这是道在每个历史时期中的展开，而内化为与每个时代的哲学理论思维核心话题相适应，并与这个时代的精神并行不悖，达到历史与逻辑的融突和合。

        实然与必然，即道在演化中真实的确定性与其必然的趋势。实然是无处不在的实际存在的事实，是过去、现在与未来相互联系着的实际存在的事实。即是人们所耳闻目见亲身感受的事实，如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观鸟兽之文，以类万物之情的实然，又如道隐无名、无象、无为，似万物之宗的实然理念、范畴，它往往度越单纯按照时间顺序而实存。无论是实际存在的实然，还是抽象范畴存在的实然，都是普遍存在的实然。实然与必然构成不离不杂的关系。实然之所以是实然，是被事物内在必然这只手所控制、决定的。必然是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，是事物联系与发展所稽的合乎规律的确定不移的趋势。必然把握事物演变发展的趋向、指向。它是实然事物内外多种因缘融突和合的结果。如外部的苦难之因，激起内部忧思而智能创造道的哲学之果。在实然的发展变化中常常出现错综复杂的不确定的现象，表现为种种偶然性，这就是说实然具有某种偶然性，必然性趋势寓于偶然性之中，即必然寓于实然之中，通过实然来表现，为自己开辟必然趋势的道路。换言之，实然之道通过必然性趋势向道体转化。

        万象与道理，即道在大化流行中所呈现的现象与本质。各人、各国、各民族其人种、语言、肤色、观念、信仰、风俗习惯、道德伦理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、审美情趣，各各有异，形相万象，无形相万相。万象万相是多元、多样的，构成其外在各不相同的、彼此有别的特征。道在其演变发展阶段中亦表现其不同的人文语境、核心话题、依傍文本，性质各别，以象与相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也以无象无相形式隐而不被感官所感知。万象万相出乎意，意即意义、道理、义理。它体现万象万相的性质，构成万象万相之间内在的本质联通。它在其间具有一般的、共同的性质、属性。这种性质、属性构成事物相对稳定的、不显露的本质。本质是万象万相的决定者与其存在的根据。“物之理乃道也。”作为万象万相本质的道理、义理，通过一定方式在万象万相中表现出来，以说明自己的存在。这就是说，本质、道理、义理寓于万象万相之中，相依不离，相离便无所谓本质、义理、道理，也无所谓万象万相，但又相分不杂，相分才能构成现象与本质、象相与道理，不分而杂，也就无所谓现象与本质，象相与道理。本质、道理离了现象、象相就流于空疏，本质、道理离了现象、象相就成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，两者联通而不离不杂，融突和合。

        问道与道体，即道在大化流行中体现的思维方式与可能。“尊德性而道问学。”人类认知活动，永远在问道、求道、悟道的过程之中，即求真、求智之中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形式色彩斑斓、多姿多彩。每一理论思维方式，都是历史的产物。问道的理论思维方式植根于中国历代的实践认知方式的土壤之中，是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，通过分析、综合、判断、推理等方式表现出来相对稳定的思维样式。道体的思维方式从道路之道一路走来，历经各个历史的时代，逐渐从感性认知到理性认知，从外感化为内知，从万象万相体认抽象本质，揭示了道内在的联系、本质和规则及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道体。道体度越了生存世界、意义世界，是形而上的可能世界。在中国哲学中对道体就有不同的体认，或认为没有一个度越天地万物之上不变的道体，“元气即道体”。有气有虚即有道，气有变化，道体“无一息之停”；或认为数的“二”（阴阳）与“四”（四象）为道体，“天下之物无不然，则亦足以见道体之本然也”。“本然”即道体本来状态；或以为“道体之本然”是亘古亘今，常在不灭的天地万物的根源及形而上的根据。和合生生道体，犹如朝霞伴随着中国的哲学在东方升起，光满寰宇。

（作者：张立文，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一级教授） 

本文转载自《光明日报》（2020年4月13日）

（未完，待续）